从保障性租赁住房谈城市与住宅

2021年，多次调控下，中国商业住宅逐渐尘埃落定，由政府主导的住房变得愈发重要，中国的房地产又来到了十字路口。经历了商业住宅狂野生长的20年后，保障性租赁住房正在更多地回归我们的视线。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是2021年8月3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国新办举办的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释放的强烈信息。

我们就从当下的模范性集体住宅漫谈开来，对我们的居住环境进行一场永不止息的思考。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公租房的意义是否还停留在解决最基本的居住问题上吗？当下保障性租赁住房需要的突破的是什么？

就在住建部部长王蒙徽说完“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后，9月，由独立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燕保·百湾家园”在北京发布，其设计师是从未有过设计社会住宅经验的马岩松和他创建的MAD建筑事务所。无论是设计还是社区营造，这个位于百子湾的公租房项目都突破了惯常意义上的社会住宅，即在有的住的基础上，再好一点。设计师马岩松说：“保障房不仅仅是房子的问题，还可能在居住中体现社会和文化的要素。很多保障房项目位置比较偏，社区比较封闭，缺乏特别的设计概念，只是提供居住空间，并没有解决生活幸福感的问题。所以在百子湾的公租房中，我提出把社区打开，让小区内形成一个开放式街区，与城市融成一体。”

当下被誉为“北京最美公租房”的燕保·百湾家园意图探索一个具有示范性质的社会住宅项目，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给我们今后的居住带来一些启示。在不断提升户内居住空间品质、满足相对私密的居住功能的同时，公租房社区更要经营成一个生活共同体，把原先在户内空间进行的居住行为放到社区公共空间进行，让社区的配套设施服务于生活在其中的人。社区从提供居所演变到提供生活场景，实现“小居大家”。

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一个人的地位和尊严，被他所拥有的平方米决定。”一般的理解，是指个人拥有的房产面积乃至地段、周边设施、房型等加分项，但现在年轻人很难拥有住房。有调查显示，在大城市，有70%的新市民和青年人租房住。然而，租金付得起的房子区位比较远，区位比较好的租金又比较贵，又成为新市民、青年人买不起房、租不好房的一个现实困难。被房东随意拿捏几乎是每个人住户都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年轻人不仅要住，更要住的有尊严。

上海财经大学社会学者孙哲坦言，对于租住来说，尊严是一个权利的维度，居住尊严就在正规的法律框架之下思考租房者该有的权利是什么。目前中国租房市场专门的租赁登记机构及租赁合同认证还不够规范，使得租户的租赁事实长期处于待确定状态。在租户“确权”主体不足的情况下，会带来不确定感，居住尊严感就比较低。

与此同时，租户普遍缺乏“权利自觉”，租户会主动与居住地隔离，社区参与程度较低，主人翁意识不强；并对类似“裸婚”等对租房行为存在污名化的描述不以为然，甚至会自嘲——这也是一种低自尊行为。

当前中国城市租赁市场中，业主和租户的权利供给是不对等的。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从法律角度明确了业主对于房屋的权利；国务院2007年颁布的《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的权利进行了具体阐释与框定。这两项法规都以“物”及“物权”为核心，偏向于对业主的产权保护。

由于“正规租住”的缺乏，中国大城市里的租房行为大多在“灰色地带”进行。解决居住困难，也就成了在“非正规租住”与“买房”之间进行选择。现在，社区公共空间很少看到年轻人，几乎都被老年人占据，年轻人喜欢去商场进行社交活动。

未来，需要营造一些新的社区公共空间，把年轻人拉回社区。之前很多长租公寓设计的共享空间，大部分使用率都非常低。年轻人首先希望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有选择独处的自由。最重要的是选择权，在拥有独立空间的基础上，再去选择宅还是社交。

艺术家葛宇路认为，在北京能满足尊严的住宅基础就是“稳定”。他也住过城中村，虽然租金便宜，但太不稳定了。从2018年年底开始，他在燕郊住了近3年，月租1600元，面积近100平方米。燕郊之所以可以住这么长时间，是因为“燕郊那个地方很野，不像北京规划得严格”。后来从燕郊到北京变得越来越困难，他就搬到了宋庄，宋庄本质跟燕郊一样，能提供稳定的居住空间。

城里一般都很难满足“稳定”这个条件，除非有自己的房子。当时在百子湾创作《葛宇路》这件作品时，葛宇路都没想到今天百子湾会建起公租房，因为百子湾在他的印象里就是“贵”、“好”。